叶星生在西藏被人们称为“圣徒嘉措”，与他40年来孑然一身，近似于苦修、超凡脱俗的生活方式有关。叶星生就像是前往西藏朝圣的圣徒，穿越戈壁、高原、雪山，克服寒冷、孤寂甚至饥饿、病痛、经济压力等艰难困苦，默默忍受不被理解的苦楚，最终能够抵达圣地一样。叶星生就是一个在收藏之旅中执著前行的圣徒。
每当他踏进八廓街，走在转经的人群中，便油然而生出一种朝圣的心境。叶星生迷恋上八廓街之际，也正是痴迷于收藏的时候。1979年他创新的布画《赛牦牛》在“第五届全国美术展览”上获奖，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；1985年他成功完成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7幅大型壁画后便小有名气，开始有人高价购买他的画。1992年，叶星生的两幅描金画《后藏传说》被奥地利的一家博物馆以17
000美元收藏；一位英国老太太看了《中国日报》对叶星生的报道之后，飞到北京，找到叶星生，用10
000元买走了他1970年至1980年间的二十余幅作品。这对于当时月收入只有几十块钱的叶星生来说，是一笔巨大的收入，他也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“万元户”之一，于是，叶星生陷入了八廓街。
叶星生说，“那时，我的画就可以论平方尺卖了”。提前“富裕”起来的叶星生开始真正花钱搞收藏。特别是1990年叶星生的两次藏品展览和《西藏面具艺术》那本书，使西藏民间文化及收藏开始面向全国并产生影响，加之叶星生在北京接触并得到了李苦禅、华君武、邵宇等诸多大师的指导，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西藏民俗文化收藏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自己都非常重要，因此他有了一个念头：要不惜一切代价搞收藏，建立一个个人博物馆。从那以后，叶星生就开始了有明确目标的、带学术性的、分门别类的收藏，并把收藏当做他的一个事业去做了。
八廓街地摊上摆的是藏区的各种民俗用具，街道上男男女女身上披挂的是传统民族饰件。在路边的小店里，都是藏族人民祖祖辈辈创造的一件件精美器皿。叶星生曾在八廓街上向来去匆匆的朝佛者搜集到了造型各异、质地和年代不同的托架，早期托架饰件的古朴厚重，跟后期的精雕细琢，形成鲜明对比。
叶星生认为：“托架”实际上是西藏远古时期的一种合金饰件。藏语叫做“托架”，翻译成汉语应称作“霹雳铁”或“天降石”。藏族民间传说，“天龙八部鬼众”在天上与邪魔恶战，武器碎片打入九层地下，这些圣物在地下每年向上长一层，九年后露出地面，具有神圣的力量。还有一种传说，在打雷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力把地底下的岩石融化了，然后每三年长出一节，若干年后冒出地面，具有神性。据说，托架佩在身上可避雷镇邪，还可用来治病。藏民能够在游牧路途中捡到托架，叶星生也真的在藏北草原上捡到过这样的幸运之物。
托架的形制千变万化，所表现的内容也十分丰富，其中包括宗教、民俗文化中的图纹符号，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。叶星生收藏有近百个托架，多为青铜、合金铜铸造，造型一般为牛羊头、蝎子、蛇、蛙、海螺、树叶等自然崇拜物，饰以鹏鸟、金刚、法轮、吉祥结等宗教图纹。而更多的是各类生产用具或富于象征意义的符号和几何图案。它的创作夸张而简洁，自然浑朴，其抽象意味有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，是西藏早期的文明遗存。
叶星生单身一人，生活单调，又没什么去处，所以八廓街就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寄托和主要活动场所。开始时，叶星生两三天去一次，后来每天必去，甚至一天去几次，如同朝圣一样，只要踏上八廓街，挤进转经人的队伍，他的心才踏实。年复一年，叶星生说，“如果将我在八廓街‘朝圣取宝’所留下的脚印连接起来，足够拉萨至成都的往返路程”。
叶星生在八廓街上的名气很大，一是去得太勤，二是常买东西，三是他画的《布达拉宫祥云》几乎家家户户供奉悬挂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人们摸不透叶星生到底是干什么的，只知道他是有钱的“大款”，他们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，却亲切地以藏名“嘉措”称呼他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嘉措用于收藏的钱，多得像海水一样，源源不断，取之不竭。
在叶星生看来，八廓街如同一本翻不完的书，即便是投入再多的光阴，散尽再多钱财，都不够。
好马也会有失蹄的时候，像叶星生这样的老猎手也曾有过走眼的故事。遇到了假的宝物，却被自己视为珍宝，事后往往让他惭愧自责。
20世纪80年代，他在八廓街一家尼泊尔小店里发现了一大批“骨制品”，各种各样的雕像、碗盏和饰品，古朴的风格，酷似明清时代的物件。有一套骨雕小人约三十多件，中间两件是皇帝、皇后，宝座背后有“清光绪”铭文。叶星生为此发现欣喜若狂，为慎重起见他几乎跑遍八廓街所有商铺，均未见到相同或类似的物品，遂认定是“宫廷之物”。几经砍价，叶星生最后用1800元买下了这套骨雕，捧回家后闭门谢客，点上烟细细把玩，激动得几个晚上失眠。
独自享受、秘不示人，幸福了半年多后，八廓街上出现了一些类似的骨雕。叶星生心乱如麻，为验证真假，他拿出一个骨雕小人焚烧底部，结果一股刺鼻的化学物质特有的酸臭味冒出，顿时让叶星生心如刀绞，他说真是品出了“哑巴吃黄连”的滋味。他买的那套骨雕，竟是塑料制品!一年后，大批骨雕制品涌入八廓街，价格为30元一件。那些日子，他好像和骨雕较上劲儿。还有一次，他暗中盯上了一个“大目标”，但随便在一个小摊上问骨雕的价格，摊主看他裤子上裂着大口子，皮鞋又露着脚趾头，嘲笑起他来，他一气之下买下了全部骨雕。自己走了眼，或遇到窝囊事，他都会以特殊的方式惩罚自己。比如把在八廓街上买的一堆塑料假骨雕、玻璃珠子、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，让他随时可以看见，一见就烦，就生自己的气，以毒攻毒，不断地刺激自己，为的是让自己引以为戒。
叶星生还有一次有趣的“上当”：一个小男孩拿来一块鹅卵石，告诉叶星生那是阿里的石头，极难得，一开口便是100元，最后他们以20元成交。小男孩一走，就有人告诉他，那块石头是小孩在叶星生家门口捡的，还在上面撒了泡尿洗了洗!叶星生一听，知道是上当了，但他装作满不在乎地说：石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。
收藏复制品，也有意外的收获。叶星生在收藏面具时吃亏上当，但却歪打正着，得来真金。
他在八廓街收的许多的面具，价格从原来的500元下降到200元，最后每件60元，叶星生明白自己所收藏的木雕面具是复制品，虽不敢再多买，但还是拍了很多照片观赏。后来他不惜代价地将八廓街上出现的各类面具几乎收光，成了系列，并完成编写大纲和文字说明。当他走家串户对所收藏的面具进行认真调研时，才得知原先自己买的这些复制品木雕面具并不是西藏的作品，而是来自邻国，是尼泊尔巴登地区尼瓦尔人的作品，但其风格和造型却带着浓郁的藏文化特色。1990年，在重庆出版社出版的《西藏面具艺术》画册中，叶星生将所收藏的尼瓦尔人木雕面具作为一个章节刊载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。学术界认为：这是我国第一本较全面、系统表现藏族面具文化的专集。
1986年，拉萨街头出现了一些宣德炉。叶星生看了不少，发现都是仿制品。一天，一位操甘肃口音的商贩拿出一个宣德炉，形状有些奇异而且双耳带兽头，要价6 000元。叶星生回家后翻资料，从款式到铭文进行对照，拍照片后又请专家确认，毫无疑问，竟是正宗的大明宣德炉。接连三天，叶星生与卖主砍价，最后出到400元，对方坚持500元，收摊时谈妥第二天500元成交。叶星生亲眼目送卖主收摊离去。当晚把钱凑够，漫长的一个晚上，他辗转反侧等到了天亮，叶星生拿着钱去了，但那个宣德炉不见了。摊主说昨晚收摊后，半路上整理东西时碰到一个老外，老外看见炉子就抓住不放，人家给的是美元，宣德炉就卖给老外了。听说老外买走了宣德炉，叶星生说他当时差点心肌梗塞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国内外很多从事收藏的人也盯上了西藏这块宝地，逐渐形成竞争。即便是有着丰富收藏阅历的“大款”叶星生，对很多藏品也收不起了。叶星生收藏“马头明王堆绣珍珠唐卡”时，还有一幅当时康巴汉子开价16万元的堆绣唐卡，也是非常珍贵的文物，叶星生买不起，但后来听说流失到了海外。叶星生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它们，就像是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，让别人拐卖了似地窝心痛惜。
叶星生喜欢藏经版，从“文化大革命”到20世纪80年代已有了骄人的收藏，但也常因为痛失良机而懊悔，他说最难以原谅的是1988年的一次“失误”。
那时，八廓街新增了一个来自日喀则的摊位，在那里叶星生看到一块顶级藏经版，元代的释迦千佛，雕刻出3个层次，萨迦风格，十分珍贵。叶星生看到那块藏经版就激动得心跳加快，暗自琢磨再贵也要买下来。卖主要价450元不降价，叶星生按照他的砍价经验从200元开始按50元递增，最后出到400元还不行，心里不免有些恼怒。他转身走到旁边很近的摊位假装看别的东西，但心里惦记着那块宝贝。如果在平常，卖主肯定会叫他回来成交，但对方看着叶星生离开也毫无反应。
叶星生蹲在不远处的地摊上，等卖主回心转意叫他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，20分钟后，叶星生实在等不及了，他打算豁出去了，按摊主要的价钱买下来，结果回到摊位上时，只见一个外国人正拿着经版，数着美元。叶星生急了，他跟着老外，盯着他手上的经版，像热锅上的蚂蚁似地转八廓街。凡是老外过问的东西，他统统买下，商量与他交换，可老外根本不理会，只是一个劲的“N0”、“N0”，叶星生又气又急，但又百般无奈。
老外进入甜茶馆喝茶时，盯着墙上挂着哈达的《布达拉宫祥云》要买，叶星生想机会来了，他赶紧说明他是画家，这是他的作品，两人用夹生的中英文交谈后约定：第二天早上8点在胜利电影院前见面。这是最后的机会，一贯睡懒觉的叶星生早晨7点钟就等候在电影院门口，在寒风中站了两个小时，没见老外的踪影。他想也许是晚上8点，又从晚上7点等到9点，仍是踪影全无。叶星生不甘心，他接连三天像幽灵一样，在八廓街上苦苦等待，但从此再也没见到那个老外的影子。叶星生万念俱灰，精神几乎崩溃，他丢了魂似的，整整一个月茶饭不思。
终于有一次，叶星生遇到了一块类似的经版，一发现就抱在怀里不肯放下，抱着经版讲价，根本不给其他人看，连卖主拿都拿不回去。叶星生一支接一支地递烟，在袖子里面抠手，既是谈价也是交流感情，把手都揪痛了，最后以90元成交。以前那块经版没买到精神受到的严重挫伤和沉重打击，终于在拥有这块经版后得以些微的弥补。虽然这块经版比那块色彩上差一些，但仍让叶星生高兴了几天。感而叹曰：“简直是个美好的生命!”
早年在西藏举行的叶星生捐献2 300件藏品展览，是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。那天人山人海，像过节似的，西藏老百姓高兴得很呐。
叶星生声称：“说我走火入魔都还不够，我如痴如醉，收藏就是我的全部生活。”
为了收藏，生活上吝啬的叶星生总是一掷千金，以至于人们以为叶星生是香港或东南亚来的大富豪，其实他只是一个靠工资收入的普通文化人。
2005年5月叶星生回拉萨，18天下来，他为收藏投入了八十多万元，而且这其中一半以上因为财力有限打了欠条。没钱，收下东西，打个欠条，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。别说几十万，现在几百元的东西想打欠条就拿走也不太容易，可是叶星生买东西打欠条就行得通。叶星生跟藏民们开玩笑说：“你们就不怕我拿着东西跑到国外去，不给你们钱啦?”但老百姓相信：“嘉措会给我们钱的。”还说，“这些东西由嘉措收藏才踏实，不会出问题，而且将来还能在博物馆里看到，卖到国外就不是西藏的了，我们就看不到了”。老百姓为什么相信嘉措?“因为群众基础好呀!”叶星生得意地说。
为了收藏，叶星生节衣缩食、倾其所有。他卖画，变卖家产，甚至将母亲给他预备的订婚金戒指、耳环也换成钞票。他把赚来的、节省的钱，全部投入收藏，那些钱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八廓街上小商小贩的口袋里。他说过，为了得到心爱的藏品，身上除了短裤之外，其他都可以脱掉、变卖。
因为对西藏民间艺术的追随、热爱，对藏民族的敬仰，因为社会各界给予他的鼓励和希望，让他开始带着一种责任和抱负来进行收藏。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或动力，就是他见不得外国人背着麻袋用美元收购西藏文物，他担心祖国文化遗产还没被自己认识就流失海外。
（摘自《雪域星生》，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12月版，定价：96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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